6、疫病防疫形势趋于严峻而导致的安全无公害食品问题日益突出，国内和国外猪肉市场因此受阻。特别是我国猪肉产品因为疫病问题引起的相关后果严重制约猪肉产品的出口，国际市场呈现萎缩局面。
2002年中国出口活猪190万头，猪肉出口总量24万吨，而且主要出口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新加坡，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例很小。

　　7、规模化养猪场由于疫病问题导致死亡率明显提高而效益下降甚至亏损的情形大量发生。疫病已成为我国规模化养猪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

　　因此，新的国际化市场形势下，我国养猪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景不容乐观。需要我们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提高猪的健康水平，实现安全无公害生产。

　　最近几年中国政府逐渐重视这个情形，在政策法规上，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条例和规范

　　（如安全无公害食品生产规范等），启动了一些工程（如畜产品标识制度、安全无公害食品行动工程等），并且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如疫病公开、限制活猪的流通等），来控制疫病的爆发和蔓延。规模
化养猪场也纷纷采用早期断奶、加强免疫，甚至三点式生产等一系列措施，来控制疫病的发生及其危害。这些措施无疑对疫病控制将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仅限在管理和生产技术上，属软件范畴，还不够，彻底执行起来还很困难（例如种猪的运输就没法限制），也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在这过程中，我们还需要配套地从硬件上，即对繁育方法作一些改革，才能彻底解决这个大问题。

　　我国现有的猪杂交繁育体系包括选育、引种、扩繁、商品猪生产等环节。与之相适应的猪场及其功能分为1、原种猪场，主要引进国内外纯种，进行选育，扩繁，为祖代场提供祖代种猪（长白猪、大白猪、
杜洛克、皮特兰）、为商品场提供终端公猪（杜洛克或者皮特兰）。2、祖代猪场，主要引进祖代种猪进行杂交生产，为商品猪场提供60-70公斤体重的长大或者大长二元母猪，部分祖代场也生产皮杜公猪。3、商品猪场，引进祖代猪场提供的二元母猪和原种猪场的纯种公猪或祖代猪场的杂种公猪，杂交生产商品猪。选育、引种、扩繁环节都可能是疫病蔓延的途径，所以也都可能提供疫病预防的解决方法，但难度不通，所需的时间不同，成本也不同。

　　1　种猪选育与疫病预防

　　目前，全国有瘦肉型种猪场200余个，但存栏种猪500头以上的种猪场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数选育场为了提高种猪销售量，都饲养多个品种的种猪，因此单位种猪场单个品种的育种群规模都比较小。多年
来，在传统的闭锁核心群育种思想指导下，每个猪场各自为阵，相互之间极少交流，导致我国猪育种总体上呈现没有组织、育种场之间互相独立、相互竞争的局面。多数种猪场即没有能力发展成为典型意义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种企业，又深恐联合育种带来疫病风险增大或者产品优势受到威胁。由于这些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1993年以来相继成立了长白猪、大白猪、杜洛克猪育种协作组，但都局限在技术讲座和交流；各地兴建的种猪测定站也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育种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够的投入同时还要照顾种猪销售，多数种猪场还处于根据体型外貌或者体型外貌加表型选择的阶段，同时，为了减缓发生小规模猪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统的家系内选择方法，育种效率普遍低下，优良基因不断流失，猪群遗传水平逐年下降，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需要定期引进种猪，陷入引种-扩繁-退化-引种的局面。整体上，我国的种猪场实质地成为国外种猪场的不同级别的扩繁基地。大规模活猪引种过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导致传染性疫病的发生，严重影响种猪场的正常生产与经营，根本谈不上育种工作。因此，可以说正是由于疫情阻碍了了我国猪育种的发在抗病育种技术上，猪疫病种类多，但迄今为止，猪抗病的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机理还处于研究阶段，所以抗病力选育的测定性状不清楚，不同疫病的抵抗力之间、抗病力与经济性状之间的关系也不清楚。

　　所以，以我国现有的育种组织基础和工作基础，近期内培育出抗病猪群的可能性极小。

　　2　引种与疫病预防

　　目前的终端杂交繁育体系中，原种场、祖代场和商品猪场都必须定期地从外引进种猪，才能维持持续种猪或者商品猪生产。以国内外现有的检疫技术和体制，引种的过程必然存在巨大的引入疫病的风险。所以，要降低这种风险，就必须减少引种次数和头数，保证引进健康的种猪，改变引种的方法。